再次，中国需要克服自身的利益，需要克服自己领导下的政府、政府各部门及其行政性事业机构的利益，在中国领导下，建立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社会听证制衡制度，一定要形成管住政府、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的收钱和化钱行为。一是要坚决推进清理和取消政府各部门及其行政性事业机构繁多的收费罚款权力和项目的改革，废除目前给许多部门和机构设置收费罚款项目、收支两条线，潜规则中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的体制，杜绝办事和建设经费自筹办法，将绝大部分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由财政拨款来供养，它们的办公楼和车辆等项目，也由财政拨款采购和建设。二是要设一个法定的比例，即政府的全部收入不得超过GDP的25%，党政及行政性事业机构开支，不得超过15%。目前政府实际收入的比例较高，而党政及事业开支的比例则太高。“十二五”期间，政府改革需要制定一个计划，逐步地将两个比例降低下来。三是中国领导人民，特别是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社会听证这样的形式，限制和约束政府、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化钱的权力和行为，实行阳光预算制度，预算更大程度上交由人民代表大会来参与编制和仔细审查，一些重大的开支项目，建立社会听证制度，由人民来决策。

    中国人能触及自身及其相关的利益，坚决推进上述改革吗？在革命战争年代中，中国人许多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动机就是为全国劳苦的人民大众过上幸福的日子。今天，我们的执政和工作的条件，要比中国先烈们革命的时候好千万倍；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实现先烈们国强民富和实现现代化国家的梦想，中国人还不能割舍自己的利益，割舍其领导下的政府利益、政府各部门及行政事业机构的那些阻碍经济发展，妨碍人民群众创业、投资和经营，影响人民就业和富裕的许多审批权力、收费罚款利益吗？

    当然，也有一种担心是，中华民族，中国的发展需要中国的领导，但是，如果中国人面对利益阻力，不能坚决推进改革，不能限制政府、政府各部门及其行政事业性的权力和利益，党政及行政性事业机构在GDP中收取和化费的太多，创业、投资和经营的环境恶劣，小企业不能发展，服务业得不到扩张，虽然各级政府也能用大企业、大项目、大资本，包括建设基础设施，甚至盖办公大楼这样的方式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农村过多的剩余劳动力不能相应地转移，劳动力不能相应地就业，人民群众收入增长较慢，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国内消费能力过低，将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长期积累，难免动荡，必定会影响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经济和社会会跌入发展的“中国陷阱”，使我们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蒙受重大的挫折和损失。

    （五）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

    中国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之五：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建设公共财政，提供较为均等的公共服务；建设较为完善、水平逐步提高和全覆盖的养老、医疗、失业、伤残等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对发展水平低地区的转移支付制度；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建立平等的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资谈判和合作机制。这些，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过讨论和设计，这里不再赘述。

    我们在现代化的十字路口上要进行方向性的调整，我们的发展模式，主要精力要从主要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转向同时也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扩张服务业；主要精力从主要用发展大资本、大项目和大企业来推动经济增长，强财政强国，转向同时也要为小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增加中等收入人群，减少失业人口，富裕百姓。

    我们要从生产资料和资源配置方式上想办法调节收入和财富，来谋求共同富裕，转向用税收等手段调节。特别是对创业、投资和经营这样的创造财富的行为，轻税费；对依靠财富食利的行为，要征税，并且累进，和平地实现共同富裕。

    我们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党，一个强有力的有执行能力的政府，保证我们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并对经济发展有推动能力；也需要中国克服自身的利益，面对政府、政府各部门及其行政性事业机构的权力和利益，坚决推进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轻对创业、投资和经营的税费，创造一个宽松和良好的环境，使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活力和动力，进而在国强的同时使人民富裕，并且是共同富裕。

    总之，我们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上，进行正确的模式转变，进行深度的调整，再经过全国人民30年的艰苦努力，中华民族在中国的领导下，一定会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国家繁荣强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实现我们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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